Monthly Archives: 二月 2006

麵包統籌局

有一個城市,人人都愛吃麪包,麪包師傅的技藝特別高強,每走進路旁的麪包店,盡是各種各類的美味款式。今天挑選牛角包,明天可揀豬仔包,要是這間店的口味不合,路上的選擇還多的是。

可是城主聽信官僚進言,既然大眾都要吃麪包,倒不如成立一個「麪包統籌局」,由官僚統一監管麪包的生產過程,自以為確保到麪包的質素。

但當龐大的麪包統籌局官僚隊伍進駐每間小店,麪粉的成份要管,餡料的配份要管,烘焗的時間又管,連陳列的位置也要管。

麪包師傅疲於應付官僚苛求,精製麪包的熱情消去了,積累的生產技藝無從發揮。人們還是需要吃麪包,只得對着生硬無味的官僚產品一臉無奈。

如果麪包是生命所需的食糧,教育就是城市存續的依歸。今天香港教育制度的根本問題,不是欠缺熱誠用心的麪包師傅,而是人們誤信由官僚按刻板繩規,是可以製作質素一流,適合不同口味需要的麪包。

昨天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公布一籃子措施,回應早前教統界大遊行的訴求,增二千八百個教席,涉十七億六千萬元。但把教師壓力的問題,約化為職業前途不穩和校內行政複雜,是迴避大政府在教育各環各節的全面干預,才是教改無色,學生無望的真正來源。

教師從沒抱怨管教頑皮學生要耗盡精力,卻在面對種種官僚需索中磨滅心志。

有學校為了應付教統局的校外評核,全校教員花上整年光陰,墮落於排山倒海的文件、數據和分析之中。教統局一天不承認自己才是教育制度的最大阻力,就如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一樣,殺了老虎蛟龍,人們還不可能有安寧的好日子過。

增加教席無疑是紓緩眼前洶湧的民情,但不從體制上審視香港教育的困局,周處非但不會改過自身,還滿以為已為民除害,繼續橫行霸道。

朝向學券制,錢隨學生走,政府按學校的收生人數計算資助金額,受歡迎的學校將有更多資源,被摒棄的會自然淘汰。這樣釋放教育界的自主力量,還家長和學生的選擇權,徹底消除官僚干預,由市場定律推展教育質素提升,始能夠還我們一個自由的教育體制。

學券制的要義在於選擇,家長和學生可以按個人期望選擇學校,學校可以按辦學理念選擇不同定位。社會不用供養龐大官僚去「監管」學校,市場競爭自然讓學校力爭上游。

有人會疑問學券制不是大大增加教師的職業危機和壓力?但情況將會恰恰相反,若留意由市場主導的私營補習機構,具吸引力的教員收入是水漲船高。

美國推行學券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學校為了留住熱誠盡責的教師,分花紅,高福利是普遍的發展。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用費神「設計」無謂的教育改革,就交由辦學者站在最前線不斷修正學校運作,作出切身實效的判斷提升教學質素。遠在天邊的官僚不用遙控學校,省下來的政府開支大可直接投放到學生身上。

沒有美味麪包,還可退而求其次,吃一回白飯意粉。香港的教育一天還由官僚操統,我們的下一代還有甚麼選擇?

何民傑

捉棋西九三缺一

 從前有一個王國,子民都酷愛下象棋,四處都是三五成群,聚集下棋和旁觀的坊眾。國民對棋術掌握得出神入化,人人都樂在其中,喜氣洋洋得被鄰國譽為象棋之都。

國王一天忽發奇想,為把象棋之都的美譽傳揚天下,下令三個棋盤生產商進行比賽,重新構想象棋的遊戲規則,務求製造完美的新式象棋,還要求以後生產棋盤,都要加上水晶外蓋,以顯美輪美奐。

誰不知棋盤生產商從來只懂按樣倒模,對象棋的遊戲規則和樂趣所在一竅不通,獲勝的新式象棋得到專利生產,馬不再行日,象不用行田,但人們弄不懂糊塗不清的新規則,加上了水晶外蓋的棋盤昂貴得常人無法負擔。人民失去象棋的樂趣還是其次,每當想到沾沾自喜的國王還可能食髓知味,提出各種各樣的漂亮大計,就忍無可忍把無知國王推翻,才得以繼續舊有玩趣。

特區政府經歷兩朝,傾盡全力推動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大計,敗在把香港行之已久的土地運用、公共財政和文藝發展方略,一口氣吹掉,換上憑空想像的單一招標模式。就如一夜間要棋手重新適應新規則一樣,招來怨聲載道。

單一招標引起地產商對土地分配的不滿,議會輿論提出官商勾結的質疑,文化界疑惑天篷下的文藝會是暗淡無光,都出於大家對由長官意志產生的新規則毫無信心。而長官們也忽略了,無論他們怎樣使勁推動,都無法使社會成員心甘情願參與未知的規則。就如象棋遊戲得以進行,最重要的不是搬動棋子的手指外力,而是參與者都按既定規則行事。

或許有人認為,象棋由春秋戰國出現至今,遊戲規則都經過無數次改動,才有今天普及的象棋玩意。但人們永遠不能知道現有的規則是否最好,只有經過所有參與遊戲者的磋商同意,象棋規則怎樣發展是無法預料的,卻肯定不會是由一個長官意志頃刻間重頭制訂。

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每個成員都能夠運用自己的知識去實現心中的理想。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絕不能以強制力量隨意改變社會原有的運作方式,因為這會使人們無法掌握社會發展的方向,難以按個人識見去判斷自己的前路。

如果你懂打麻雀,當你被邀加入一枱原本「三缺一」的雀局時,都會首先問「自己坐在東南西北哪個位?」「正在打甚麼風?」「幾多番數可以起糊?」「是否打全銃?」等等關乎遊戲規則的問題,因為無論你牌章如何高深,不掌握這局的規則,是無可能運用已知的麻雀知識去「食糊」的。

地產商原本習慣一買一賣,喜歡建住宅的建住宅,愛搭高廈的去搭高廈,大政府強要連同發展文藝項目,他們都硬着頭皮忽然文化,但後來又要先付三百億按金,最終都向政府說不。立法議會在不民主的體制下,對行政機關的制約本已軟弱無力,政府還想將西九繞過立會。文化界對官僚推展文藝的緩慢浪費早已咬牙切齒,假文化之名行長官意志,不得不發動文化起義。

人定勝天,可以是朋友遇到挫折時的鼓勵說話,但政府不按牌理出牌,拿寶貴的公共資源作賭,只會天怒人怨。政府在西九一役,被社會四面八方「將軍」得幾近「剝光豬」,只有懂得吸取教訓,按社會大眾共信的方式去出棋,才會有「飛將」取勝的可能。

何民傑

失去的時間政府可賠償嗎?

 小明每天花近兩小時在交通上,而小強每天在上班的路途只需要不過三十分鐘。就算不用仔細去看他們的學歷、背景、薪金和職位,大多數人都很容易靠直覺估得到,究竟小明和小強哪一個的生活環境較為富庶。其實,這種直覺是絕對有根有據,愈富庶的家庭就愈懂得去用不同的方法改善自己的生活。相反,無財無勢的市民便惟有犧牲時間、健康和機會去換取卑微的回報。香港人中高收入家庭改善生活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中想盡辦法將時間節省下來。家務瑣碎事交由傭工去做,上班上學也會盡量選擇便捷的交通方法,居住的地方亦以舒適方便為大前提。事實上,香港大多數黃金住宅地段,都在中心商業區十五至二十分鐘車程之內。

若細心留意城市的中心商業區,便會發覺當中總有些老化的低收入住宅區,而中心商業區外圍像灣仔、上環、油麻地和深水埗等,更加是低收入住宅區的集中地。雖然這個現象在不少官僚眼中都顯得額外刺眼,可是他們所不知道正是這些低收入住宅區,為負擔不起交通時間和費用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個競爭的機會。

在香港人工地建構的衞星城市加上公屋政策,反而令到不少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偏遠地區。以往在公屋遴候策上的市民,若想快一點得到分配,便惟有接受這些位置偏遠的次等選擇。公屋政策愈是廣泛,就愈易令人跌進這個剝削的陷阱中。低收入家庭住得偏遠,代價除了是高昂的交通費用,更大的損失其實是時間和就業機會。

就算香港低收入家庭明知被剝削時間和機會,他們又可以怎樣?低收入家庭一樣需要時間去教育下一代,事實上失去了的時間,本來就是打破隔代貧窮的關鍵。這些失去了的競爭機會,任憑政府作再多的補償也永遠賠不來。整件事的盲點,就是看不到原本自然自發的城市發展,原來就是扶貧的重點。

城市發展是很微妙的過程。在沒有政府突兀的干預之下,城市內的社區演變是有一定的自然規律,也充當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功能。究竟政府是否有能力去改變這種社區由興入衰,然後再重新發展的過程?還是當政府官僚介入後,在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環節製造出更多的問題,反而令到社會上最無權無勢的人吃盡苦果呢?

社會可以期望政府「塘水滾塘魚式」的所謂地區經濟扶貧計劃嗎?事實上,更直接的扶貧方法是以「租金券」,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租務上的補助,讓他們自行在市區尋找合適的居所,取代現在那僵化的公屋,更重要是讓他們一樣可以有力爭上游的機會。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永遠都無法挽回。就算政府有更大的本事,可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各式各樣的津貼資助,始終無法為貧苦大眾失去的時間作出補償。其實,只要肯花點心思,便不難發覺這些活生生的例子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出現,但更大的挑戰是我們如何去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李兆富

香港,有女初長成

 香港人跟政府的關係,就像父母跟女兒的關係一樣。政府就像所有香港人的女兒,集萬千寵愛在一身。從前女兒要做甚麼,作為父母的香港人都會千依百順。這個女兒也生得甚為標緻,所以香港人作為父母的也覺得非常自豪。回歸之後,香港女兒也踏入青春期,不但對父母不再親近,亦變成愈來愈反叛。雖然這個女兒覺得自己長大了,對自己有着無窮無盡的自信心,甚麼事情都想試試,也經常闖出禍來。做父母的對這個女兒的感覺由自豪變為憂心,由高興變成煩厭。香港人作為這個反叛青年的父母,只要女兒不再製造麻煩,就已經覺得非常心安。

究竟這個青春期的女兒做了些甚麼,令這一群香港父母覺得煩厭呢?女兒因為花費大了,對父母要求的零用錢也一直增加。其實父母不知道女兒將錢花在甚麼地方,亦不知道如果拒絕增加女兒的花費會有甚麼後果,但怕一旦滿足不了女兒的需要會令她誤入歧途,逼不得以之下也只好乖乖地將血汗錢付上。其實父母因為經濟不景已所餘無幾,女兒不單是心理上的負擔,也是實實在在的財政壓力。

女兒家踏入青春期,也想有一點代表自己個性的行為打扮。起初女兒也只不過是化妝塗口紅,但有一次女兒的成績表操行一欄被班主任填上︰「行為乖僻」,對父母實在有如晴天霹靂,過去他們只不過覺得女兒有點反叛,但總想不到這次連班主任也認為事態不尋常。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特區政府宣布八萬五政策,對香港父母來說就是班主任說的行為乖僻。之後女兒誤交損友、成績每況愈下、流連網吧、花大量金錢買迪士尼卡通玩偶……雖然父母知道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可惜偏偏女兒性格倔強,父母和老師的話又怎會聽得入耳呢?

也不知道是誰的影響力,女兒終於有點改過來的現象。有一天,女兒跟父母說︰「再不用給我這麼多的零用錢,我想過些有規律一點的生活!」昨日,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建議減稅,甚至清楚表明無意追求退稅的短暫一次過快慰。當然這個女兒還未真正長成,心態上仍然不願意對過往幾年的荒唐生活向父母道歉,但是看來香港女兒是開始懂性了。

香港的父母們啊!你們終於可以開始考慮你們的退休計劃。又或者過往幾年你們擔心這個女兒會再製造更多財政負擔,因而不敢豁出去創業,現在是時候認真去研究你們一直夢寐以求的種種大計!當然你們也可以選擇去旅行散心,將心上的擔子放下一陣。

不過,香港女兒仍然要父母的關懷。如果香港父母見到這個女兒有甚麼走回頭路的迹象,就要好好坐下來跟她談談,也要緊記再多的零用錢也不會令一個誤入歧途的小女孩回心轉意。

孫柏文

親熱體距要政府管嗎?

 假想有一群酷愛塗香水的女士,每天聚集在一個公園,自得其樂地互相噴灑香水,享受當中的交流和分享。但有途人和鄰近居民卻感到濃烈的香水味道造成生活的滋擾,就接連不斷向官府投訴施壓。最後官僚們不厭其煩,找來一兩條法規,以行政手段驅散這群「滋擾者」。投訴沒有了,官僚們耳根清靜,卻抹殺了一股孕育中的香水文化。現實版是「屯門公園封場事件」,投訴者認為聚集的藝團演唱是煩音噪語,環保署擬以噪音管制條例控告負責人,康文署用鐵欄花盆封閉公園聚集點,迫使演唱消音就等如妥善解決問題。

誠然,藝團數目不斷增加,以至音量無節制放大,是促成這兩不相讓局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們愈來愈趨向放棄以包容的態度,易地而處的精神去處理社會面對的矛盾。

反倒更多人迷信透過政府介入,以法律和行政措施作為工具,去打壓自己討厭的事情,是處理社會矛盾的唯一方法。而這個想法最終會使政府愈來愈干預人們自發的生活方式,更會因以大壓小而限制了小眾的空間。

其實在一個群居社會,成員間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但只要透過對話和包容,自然會產生一些自生自發的秩序,不用政府參與而疏解可能的矛盾。

如果你觀察尖東海旁一雙雙在親吻耳語的情侶,會發現每對情侶都會選擇一個相若的距離站立,使大家都能舒暢談情。若有單身漢硬要走近情侶破壞這自發秩序,他們自會走到另一個地方繼續卿我,而不會求警協助。

中國民間傳統的燒衣紙習俗,在人口密集的屋苑,會因煙火和焦味而遭不同信仰的居民投訴。自以為是的管理者為求安撫不滿,訂立一刀切禁絕燒衣紙的規條,但最終被壓制者只會以更不負責任的方式,偷偷摸摸在屋苑不同角落繼續燒其衣紙。

更聰明的管理者會安排雙方坐下來冷靜對話,既縷述燒衣紙的悠久文化,又解釋對他人的影響和對公眾的潛在危險。人們自然會達成協議,在限定的時間範圍內容許燒衣紙進行。這個屋苑的鄰里氣氛定比前者和諧喜氣。

政府的角色就好比一所工廠裏的維修隊,在零件摩擦時予以潤滑修補。生產線要有效運作,必須依靠每一件零件關節磨合暢順,而不是由維修工去取而代之。

官僚們會認為屯門公園不再有藝團聚唱就是功德圓滿,但忽略隱伏的怨氣將久久不散,亦促使更多面對不滿的市民放棄包容了解,亦促使更多人將精力集中在迫使政府以不同工具去消除自己的「眼中釘」,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自我協調效力會漸漸消失。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中外文化的素養折射出東方之珠的光彩。如果我們放棄過去賴以成功的兼容並蓄精神,改而盲目相信官僚體制是處理矛盾的不二法門,大政府的事事干預縱然有多大能量,也只會使香港變成一枚沒有生氣的鎢絲燈泡。

何民傑

減稅香港做得到

 現在香港政府的公共財政管理,就像一個完全沒有生活節制的人,有時暴飲暴食令到脂肪積聚,有時卻像一個落難王孫餓得營養不良。這種搖曳不定的公共財政,所引致的經濟動盪,不但嚴重影響市民對未來的觀感和預期,長遠更窒礙香港未來發展。人望高處是人進步的最大原動力,所以香港人都不斷找方法去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人會選擇重投校園進修,有人會選擇創業,有人會選擇擴闊視野四處遊歷……總之當中可能性無窮無盡,而種種的行為都是為了四個字──創造新機。投入資源創造新機以換取長遠的回報,大前提是未來要有一定的可預見性。當前景暗淡時,有誰會輕易作出長遠的決定呢?當未來愈不清晰,市民便愈傾向追求可見但短暫的快慰,放棄那長遠而未知的回報。

藏富於民哲學的精髓,就是讓市民盡量發揮創造新機。政府必須明白公共理財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讓市民將心底裏最終極的能量釋放出來,而且在稅務政策上體現出這種精神。

偶爾一次性的退稅其實是本末倒置,就像一次過從一個過胖的身軀中將脂肪抽走。這種派糖收買人心的做法,沒有帶來長遠正面的訊息。相反當政府只願意退稅而抗拒永久性減稅,背後的意思其實是︰「今年的稅率比過去的低,但未來的稅率可能會比今天的高。」更重要一點的訊息就是,政府對未來沒有信心!

當政府對未來都沒有信心,市民也自然會害怕政府古靈精怪的政策會破壞他們創造出來的新機!這豈不是等於政府先創造了經濟滯礙的預言,然後用行動去將之實現出來?事實上,過去幾年香港政府經常呼籲「共渡時艱」,缺乏信心的表現其實也影響到經濟活動的水平。當政府政策令經濟活動水平變得難以捉摸的時候,政府又怎可以聲稱這樣的理財哲學是「穩健」呢?

抗拒永久性減稅,是因為害怕降低稅率會減低政府收入。這種思維背後是基於一個錯誤假設,就是以為市民不會因稅制而改變創造新機的行為。機會是要靠市民一手一腳在可預見的空間中創造出來。當經濟表現因市民捕捉了新機而躍升,其實是有可能在減稅率之下增收入。事實上,從八十年代英國和美國的經驗,證明了堅定永久的減稅行動,可永久性釋放出潛在的經濟進步動力,令政府財政更健康。

堅定永久性的減稅,代表政府有勇氣去承擔有紀律的公共財政管理,就像以前沒有生活節制暴肥暴瘦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有紀律知自制的健康主義者。飄忽不定的一次性退稅,只不過說明政府完全沒有信心去不斷改進施政,因循過往那「傷身」的理財哲學。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究竟甚麼人最需要堅定永久性減稅,去創造一個具遠見而且新機不斷的社會?答案就是︰最能受惠於新機者,就是年輕人。

 孫柏文
 

銷售稅是政治「雙料自殺」

「穩定政府收入」是一個聽來非常重要的任務,不是嗎?特區高官說政府收入不穩,便會帶來結構性財政漏洞,甚至令外國機構調低對香港評級。言下之意,再不開銷售稅,天便會塌下來。原本政府計劃在○九年落實開徵銷售稅,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將會在本周三交代有關詳情。

在行政霸道的現實下,政黨和壓力團體多數都只會在政府提出有具體方案時,才發力反對,但是對社會對銷售稅的反應就相對積極。

其實只要在網上搜尋器輸入「銷售稅」和「香港」兩個關鍵詞,就會發現大多數都是反對銷售稅的網站。好像除了一群會計師以及特區政府之外,香港沒有幾個人是支持銷售稅的。

銷售稅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政策,只有在像新加坡那種極權家長式政府才可以順利推行。

加拿大保守黨在九十年代初執政時推出銷售稅來解決財赤。結果保守黨變成了過街老鼠,要十二年之後才能夠正式重新執政。

為甚麼政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究竟是特區高官對自己的政治手段過份高估,還是他們低估了香港人對銷售稅的抗拒?

當政府說要開徵銷售稅來「穩定政府收入」,其實背後的潛台詞就是︰「我們放棄了改善政府的營運效率,未來政府的開支只會愈來愈大,香港市民有責任共同分擔我們管理失敗的後遺症。」
政府提高營運效率,不等於要公務員工時更長。事實上公務員工時愈長,只不過反映了政府管理上的結構性問題。公營機構一出現問題無論前線員工和管理層只會想到不停做、做、做,鑽牛角尖的就抱怨市民要求更多,惟獨就是沒有人去想想出了甚麼問題。

香港人傳統特點是「精叻爽快有諗頭」,為甚麼就是公營機構沒有體現到這種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問題就出在過去幾十年來,每逢公營機構出現管理問題,政府就條件反射式地投入更多資源來掩飾問題,其實變相形成了一種「鼓勵失敗」的官僚文化。與其說現在香港有結構性財赤,不如說政府有結構性管理失效問題。

歷史經驗說明有算高明的政治手腕,開徵銷售稅結果跟政治上的「雙料自殺」沒有分別。

銷售稅的本質就是劫貧濟富。銷售稅制愈成功,就代表愈多市民日常生活用品及消費會被徵稅,社會有可能不反彈嗎?政府對管理失效的問題視而不見,最終紙包不住火的時候,又會是誰的責任呢?高官不應再捨本逐末,先處理好政府的管理和服務定位,其他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