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三月 2006

公屋彈性租金機制讓公共資源分配更合理

 公屋已經被香港提升到身份認同和價值的層面。毫無疑問,公屋曾經為不少香港人提供了一個機會。香港今時今日有不少出身公屋的成功人士,他們都將出身公屋作為個人成功的註腳。香港人對公屋有濃厚的感情,公屋的形象也在不少人的回憶中被美化了。事實上當年公屋的居住環境並非文人筆下那種浪漫情懷。若當年公屋居民負擔得起的話,有哪一個不想搬到私樓去呢?

經過大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公屋環境已大大改善,但是公屋不但失去了當年住屋「安全網」的功用,最諷刺是在制度及資源錯配之下,公屋不但是低收入人士的脫貧障礙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戰後的香港,苛刻的租務管制政策,加上尚在萌芽階段的經濟環境,不少初到香港的移民在尋找合適住屋時遇到極大困難,也衍生山邊木屋的大量出現。事實上有不少經濟學者早已指出,若當時政府能夠放寬租務管制,市場其實是有能力解決社會面對的住屋問題,也可以讓公共資源投放在其他更有需要的社會環節。

雖然租務管制一直要到近年才正式被廢除,不過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公屋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當時的香港人生活水平已大大提升,而且大型私人住宅項目也開始成氣候,政府本應退出興建公屋的干預,改以租金津貼作為房屋福利的主軸。

可是公屋牽涉的問題太過廣泛、影響到的既得利益者太多,結果政府反道而行,不但沒有減少對住宅供應的干預,反而推出居者有其屋,也讓房委會這尾大不掉的包袱苟延殘喘下來。公屋最基本的使命是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基本的房屋需要。八十年代之後房屋福利變成了「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政府有責任為公屋居民提供文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海景單位」等本末倒置的民粹訴求。

當然沒有人會希望見到香港到處都是露宿者,亦沒有人會希望見到滿山都是木屋。事實上香港已經沒有人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流離失所,若從這個方向去評論公屋政策,可以說已經完全履行了應有的責任,這一點上,實在要還公屋政策一個公道評價。

現在政府要重新考慮公屋的社會功用,而不是毫無目的地向民粹聲音低頭。政客和壓力團體可以不負責任地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可是現實是無論政府和市民都面對着資源分配的問題,當資源投放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同時也代表了醫療、教育和治安等環節可用資源的減少。問題是當市場可以更有效的機制去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等設施,政府以公帑與社會競爭不但多餘,更是浪費!

同樣道理,在公屋單位的分配上,也要理性地考慮改革的路向。長遠而言,以租金券的津貼來提供房屋福利,是最可取亦最有彈性的做法,也可以讓申領房屋津貼的市民因應就業及生活需要選擇居所。

政府最新的彈性租金機制無疑是一個中短期的折衷方案,絕對值得從速落實,讓負擔能力較高的公屋居民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負擔能力較低的市民則可以因此受惠更快上樓。

李兆富

把「哥斯拉」封存由市場主導重建

 曾經有一個風靡一時的電腦遊戲叫《模擬城市》,玩家透過滑鼠和鍵盤在屏幕任意設計城市,哪裏是住宅,何處設鐵路,甚至要多少所發電廠,引發的空氣污染又怎樣解決,都按你的「有形之手」隨意擺布。

現實的大都會卻如龐大繁複的生命體,經年累月由社會成員自發形成,任何強制意志都沒有能力把城市發展,當作電腦遊戲般盡在掌握。香港的市區重建問題就是最佳的例子,過去的土地發展公司和現在的市區重建局,就是以大政府思維由上而下執控被點選的重建項目,慷慨賠償加上不斷虧損,換來灣仔利東街小業戶的怨聲載道。

市建局稱以4R發展策略為原則,即重建(Redevelopment)、復修(Rehabilitation)、活化(Revitalisation)及保育(Reservation),但甚麼時候用這個R,怎樣情況用另一個R,除了他們董事局的尊貴成員,外界無從知曉。利東街小業戶要求共同參與重建被局方拒諸門外,觀塘市中心重建卻向佔有大部份業權的顯赫家族招手合作,飄忽不定得如在移動滑鼠。

當市建局苦口婆心地說成立的宗旨是為香港人建立「更美好家園」,計劃經濟式的全盤掌控將會愈展愈廣,無法預計的惡果將由大眾承受。市民生活環境美好不美好,涉及城市規劃、交通配套、社區環境、個人喜好等等因素,並不是透過市建局花庫房的錢重建個別項目就能做到。在一個自由流動居住的城市,只有市民自己才能夠判斷怎樣的居住環境適合自己,自置物業還是租賃單位,鄰於城區或是傍在鄉野,「更美好家園」的定義不是由別人賜予。

而且毋須考慮成本效益的市建局,一直以極之優惠的賠償計算,以同區七年樓齡的新樓呎價計算住宅樓宇的賠償;非住宅樓宇在市值賠償外,還可得相等於差餉估值四倍金額或市值百分之三十五的津貼。市建局在公眾壓力下需要左賠右償,沒有盈利還是其次,由自由市場推展市區重建的空間就被減少,私人發展商的成本也大大增加。

昔日負責重建工作的土地發展公司於二○○二年過渡成為市區重建局,很大程度是因為配合前特首董建華於九七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加快重建大綱,主觀地以為滿足舊區居民的重建期望就可以安定繁榮。和八萬五建屋以及七成人置業目標一樣,市建局是大政府思維遺下來的癌細胞,前兩者幸然在人民化療中自動消失,市建局看來要動大手術才能去除。

要讓一個城市發育健全,只有讓私人的積極行動取代官僚的計劃盤控,用市場力量替代長官意志,由分散在不同成員當中的知識和預見力去導引市區重建。昨天政府建議放寬強制收樓的限制,以促進私人參與重建舊區,是值得支持的發展方向。

建議指發展商日後收購某一地段至少八成業權,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就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拍賣整個地段。只要土地審裁處考慮到發展商是否已經採取合理的步驟收購,就能夠平衡保護私有產權因素,促進由市場推展重建。

而小業主就更能主動凝聚同意重建的業權份數,向發展商集體議價,過去一些地積比已使用到無利可圖的老舊物業,也會因收購成本下降而重獲中小型發展商垂涎,政府就可集中精力處理道路和配套規劃,致三贏局面。

《模擬城市》遊戲裏有一個小點子,可以在把城市設計完備時放出一隻「哥斯拉」怪獸,肆意破壞使玩家可以重建城市。現在是時候由市場力量把由公帑供養的市建局「哥斯拉」捉回硬盤裏封存。

當民調淪為民粹獨立思考更加重要

 香港是一個民調氾濫的社會,由女性對高矮肥瘦的觀感到市民對特首支持度,不同的機構都會以民調博取曝光機會,希望透過數字來編織新聞故事。昨天兩間大學分別發表了兩份民調報告,一個研究市民對不同基本價值的認同,另一個則針對和諧社會大做文章。

民調的功用在於反映市民普遍的情緒,可是當研究人員用上「窮人對有錢人」、「市民對大財團」、「政治紛爭」和「矛盾」這些帶有指導性的用語的時候,被訪者當然較容易傾向放大問題的嚴重性。另走極端者則拿出一系列例如「自由」、「文明」和「民主」等涵意極廣的名詞,要求被訪者就這些環節評價社會環境。

不同被訪者對這些概念的認知可以有極大的差異,研究員又豈能將存在着歧義的概念以綜合的方法簡單地作為評分?就算撇除技術性問題,亦不去質疑這些民調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問題是,究竟一個社會的建構,是否應該由所謂的主流共識牽引?引用英國政客Enoch Powell 對「主流共識」這概念所作一個註腳,那就是「對現況的慣性」。

去年底當權的特區政府便以民調數據用作拖延民主進程的藉口,難道這就代表了香港人放棄落實爭取民主嗎?這當然不是!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對自由的仰慕,對法治的堅持,以至對其他價值的嚮往,統統都不應該建立在「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這一種缺乏原則性的理據之上,就是這種「少數服從多數」的膚淺想法構成了民粹主義氾濫的恐懼。在一個文明社會,人所服從的是合理公道的制度,而不是其他人。

各種社會制度背後,存在着原則性價值。作為尖端知識分子的大學研究員,道義上有責任去為公眾闡釋原則,並且以其特殊超然的身份去為捍衞這些價值。可是當學者都本末倒置,向公眾宣導「少數服從多數」的錯誤觀念,社會難免會傾向訴諸激情。當社會事事以人多人少為判別真理的指標,又何來獨立思考,何來反省和進步?

一個開放社會的最重要價值,就是要讓不同的見解互相比照,這亦是為何這個專欄要以「批」字為題。現今香港社會不但忽略了對價值的探究和理解,亦扭曲不少概念和原則。民主被當權者和親權派打成民粹,市場被社會主義者抹黑成大財團的壟斷。可是卻沒有人指出,當權者才是最愛玩弄民粹,政府的利益輸送才是香港市場被壟斷的最主要原因,還有太多太多的概念被偷換了,要拆解的謊話也實在太多太多。

事實上,香港的社會已經在各範疇被各種政府干預扭曲成難以拆解的局面,我們的使命就是要以有原則的理據,向那些膚淺扭曲的大政府社會主義提出事實的另一面,讓香港人可以了解真相,也還自由市場一個公道。

 李兆富

政府連死都要管

 唐英年司長提醒香港人,死亡和交稅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兩件事。稅務局固然會定時定候提醒人們交稅,但凡事好管的政府卻連死亡也不放手,還管得一塌糊塗。

其中最糊塗的莫如連身份也不清的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其管轄下的香港仔、將軍澳、柴灣和荃灣四個墳場,屢有出奇新聞。去年十一月,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就發生「標死人參」事件,「綁匪」潛入靈灰閣,掠去三個骨灰龕,留下字條向家屬勒索。

昨天又有孝子賢孫為了在華永會實施道路管制之前駕車前往將軍澳華永墳場掃墓,結果車輛大排長龍,要苦候兩句鐘才能登山祭祖。

華永會這個所謂非政府組織,主席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官守委員有食環署署長及地政總署署長,還有一大批由特首委任的社會賢達做委員。或許延續了官僚習性,墳場管理和拜祭安排年年備受批評,編配骨灰龕程序遲緩也長期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這個坐擁二十四億資金總額的華永會,不用買地,不用納差餉,不用繳稅,卻向市民收取各種各類墳場收費。除了供養表現差勁的行政官僚,盈餘不知道用來做甚麼。

將軍澳華永墳場每當春秋二祭,都要作出特別交通安排,封鎖行車路供祭祖人士徒步上山,昨天的車龍就是希望在管制之前輕鬆一點盡孝道。不同人士曾建議興建行人電梯接駁山頂,擴闊現有行人路,又或者以行車路接通墳場,但商討多年也未見落實。

解救之道是應該盡快將華永會全面民營化,提升管理效能改善服務,並按其市值向公眾配售,把凍結多時的公眾資產解放到自由市場去。

到時候,墳場管理者就能夠靈活運用市場原理解決問題,在拜祭高峯期設不同收費時段,將人流分散到不同日子和時間裏去。又或者斥資興建扶手電梯,再向使用者按次收費,為了克盡孝道,孝子賢孫多付一點也不會是大問題,私營的沙田寶福山早就有扶手電梯方便拜祭人士。

其實政府在墳場和骨灰龕的供應上過度的參與,早已使原本可以由私人供應的業務無法正常發展。現時由食環署管理的十一個墳場,加上華永會管理的四大墳場,已佔了全港龕位總數的三分之二。政府干預了需求和供應,私營龕位售價就被扭曲致嚴重偏高。

加上官僚對私營骨灰龕愛理不理,食環署只管轄下墳場,民政署只理會宗教場所,規劃署和地政署無法理會兼營骨灰龕的廟宇。社會上不少提供骨灰龕的場所都以捐獻形式收取存放骨灰費用,服務質素也沒有足夠保障。

據統計署資料,每年約有三萬六千人去世,食環署和華永會的骨灰龕場地無論怎樣擴建,都會於幾年內飽和。全面發展私營墳場,將會是我們避免「死無葬身之地」的途徑。中國人尤其慎終追遠,對墳場的要求很高,大陸政府也正在以市場力量去解決這個難題,資本主義的香港卻仍然相信交由官僚去處理。

 我們逃不了交稅和死亡,也逃不了政府對我們的事事管制。

何民傑

通訊事務管理局有所為有所不為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日,Yahoo!這間今天市值四百五十億美元(約三千四百九十億港元)的互聯網公司剛剛成立了一天,可是這天香港政府的一次搜捕行動,卻為香港新經濟前途的發展畫上了句號。這一天是香港新經濟的黑色星期五。

雖然當時已經有少數電腦發燒友開始研究互聯網是甚麼一回事,世界上甚至還未有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這個概念。這一天,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探員連同電訊管理局職員,在事前沒有通知或警告的情況下,搜查七間公司辦公室並充公有關的電腦器材。估計這次行動令一萬名互聯網用戶無法上網。

當時電訊管理局聲稱,這次搜捕是為了調查「有關電腦黑客活動的商業罪案」。最耐人尋味的是,在警方的搜查令以及之後的檢控過程當中,完全沒有再提及有關黑客的問題,可是卻有八名人士因「無牌經營電訊服務」被拘留問話。事實上,電訊管理局在同年的一月十九日曾去信這些服務商,表示將會對牌照事宜發出指引,可是另一方面市場上兩家持牌服務商,亦曾公開表示會向電訊管理局施壓。究竟這次搜捕,是行政上的溝通問題,還是政府被人利用為打擊對手的工具呢?究竟上網收電郵對社會構成多大的危害,要勞師動眾地進行大規模的搜捕呢?

自命對一切完全掌握的官僚,也有他們不了解的事。一般人面對不明白的事,會去嘗試了解學習,可是自高自大的官僚卻會循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思維去處理未知的事,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設立各種關卡障礙,美其名是製造一個有秩序的環境,實質只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權力,要市場聽命於他們。可惜,官僚所不知道的是,這些種種行政權力,其實也被市場中最財雄勢大的財團利用,不但削弱市場中的競爭,更重要是令到消費者得不到最好最多的選擇。

雖然電訊管理局經常自詡引入電訊業競爭的功勞,可是仔細一點看歷史便不難發覺這官僚扼殺競爭同樣罪孽深重。香港電訊市場被少數財團壟斷的市場,最大原因是出於電訊管理局官僚僵化的發牌制度。電訊管理局的技術官僚甘心為財團服務,以發牌作為財團打擊對手的工具。

今次工商及科技局建議改組現有的所謂監管架構,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政策制訂者最重要的考慮,並非自大地去構想甚麼偉大的監管方案,而是避免再為既得利益者服務,想辦法去為市場競爭帶來正面影響。事實上,香港有不少新技術和服務,因為正面威脅着既得利益者的業務被拒諸香港之外,最佳的例子就有第三代流動電訊商(3G)游說政府禁制市民引入WiMAX技巧。

通訊事務管理局另一個重點,是要放棄過往那種規管資訊內容的思維。官僚亦必須明白,監管機構在互聯網世界幾乎無可能對資訊作出任何規管。事實上,香港的監管機構又如何監管境外的資訊供應者的內容?政府倒不如面對現實,接受EOIP(Everything over Internet Protocol)的路向,由市場去主導香港電訊業的藍圖。

孫柏文

花心丈夫寂寞情婦

政府和十八個區議會的關係,就有如花心丈夫包養十八個情婦一樣。每當偷情漢有各種「需要」,就會用盡花言巧語,癡心奉迎用以換取十八個情婦的溫暖回報。

○三年二十三條立法,○五年政制改革方案,政府就全動員游說各區區議會支持。儘管有一兩個情婦不太聽話,花心漢還是得到了大部份情婦的溫柔親吻。

可是天下的情婦都注定寂寞難耐,花心大丈夫在絕大多數時間對情婦都是愛理不理,偶然聽聽情婦嘮嘮叨叨還勉強接受,要他言聽計從卻是異想天開。可憐情婦一當就二十多年,青春燃盡了,到頭竟是空。

去年,特首曾蔭權上位之初,還雄心壯志說要提升區議會職能,檢討地方行政效益,似有一口氣迎娶十八個情婦入室之意。但以區議會為重心的政改遭到否決以後,大丈夫就對情婦們的興趣頓時消散得無影無蹤。

政制事務局上周在立法會提交文件,決定在離島和西貢區增加五個區議會議席。這份給情婦們的小禮物,其實表示了政府已沒有意欲真正提升區議會的職能,新增議席的決定建基在每一萬七千人口就設立一個區議會選區的舊有模式上。這意味了即將公布的區議會職能檢討諮詢,並不會對區議會組合和議員數目提出改革。

民主發展網絡的學者最近發表了區議會改革建議書,認為將現時十八個諮詢角色的區議會,合併為五至八個地方行政當局,並將地方事務都下放到民選的地方當局去處理。

其實紐約、倫敦這些國際大城市都有類似的地方行政議會,凡不用城市中央政府處理的公眾事務,都交由小區的議會商議決策,將更有效率地解決市民眼前的民生所需。

把全港分成幾個行政小區,重點並不是要和特區政府分權,而是我們相信由貼近民生的代議士按靈活手法,比由遠離群眾的僵化官僚按本子辦事,更能妥善解決複雜多變的民生瑣務。

試想如「屯門公園演唱事件」般,倘有一個掌握地方設施管理和行政資源調配的地方當局去應付,早在感到滋擾的居民和樂在演唱的群眾對立敵視之前,就能運用安排調解、提供場地、改善設施等實務緩解矛盾,而不會出現康文署和環保署拿着法規使硬碰壁的窘態。

當不同地區的行政當局寧有實權去改善民生問題,市民不但能夠在定期的選舉中將不稱職的地方議會趕下台,區與區之間的行政當局也會以不同施政手段造成良性競爭。就如在同一跑場的百米賽跑般,跑手在賽道拼力超越全力以赴的對手,才會創出新的世界紀錄。

現時交由官僚去處理民生事務,就如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馬拉松,問題由一個部門交由另一個部門,一任官僚又交由另一任官僚,市民的煩惱依然長在。要六個部門成立小組才能清理行人路上的違泊單車,八個部門研究逾年也不能植一棵新樹等等荒誕現象將不再出現。

不過,香港要成立地方行政當局的最大阻力,將會是在房屋、教育、醫療等政策都事事主宰的特區大政府。要花心大丈夫付出真愛,大都是情婦的一廂情願。

何民傑

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的《香港物業報告》,雖然香港中型住宅單位的落成量自九九年高峯期後已經漸漸縮減,到○五年落成量已經只得高峯期的一半,可是單位空置率並沒有減少。現時香港約有六萬三千多個空置單位,其中荃灣和油尖旺這兩個舊區的空置單位數目,已經佔了總數四分之一。

可是另一邊廂,昨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表示,根據統計處數字現約有四萬人居住於寮屋和天台臨時屋。同時間「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這些數據反映了香港的房屋出現了一種結構性的資源錯配。究竟是那一個環節的公共政策出現了反效果?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反效果有沒有對香港整體社會帶來其他問題?

過去數年官方對處理臨時房屋都已經採取比較積極的政策,相信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條件的臨屋居民,不少都應該申請了分配公屋,其餘的若不是因為不合上樓資格,就是因為各種原因而必須要獲得就近安置所願意遷出。

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居住於臨時房屋,也不願意提升居住環境,遷入這些空置的樓宇當中?香港臨時房屋問題一直未能完全解決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公共房屋政策的僵化,以及政府一貫的施政令到這些臨時房屋居民產生了過高的期望。

根據過往的爭取寮屋權益的活動,居民要求免入息及資產審查和就近安置。事實上,若政府不是以僵化地單以分配公屋單位的方法,來處理這些臨時房屋居民的安置問題,而是靈活地以租金券去吸引臨時房屋居民去在市區尋找合適的居所,透過向不同入息及資產水平的臨時房屋居民提供不同金額的津貼,相信絕對可以加快解決現在那四萬名臨時房屋居民跟前的問題。

以租金券鼓勵臨時房屋居民上樓的另一個政策效果,是讓不少舊區和空置單位重災區重新活起來。空置單位最多的荃灣和油尖旺的問題,是小型低價單位的租務市場要正面跟公屋競爭。事實上,這些單位難以租出,不少業主亦放心不下將單位租給低收入的租客,在這兩個因素的重叠影響之下,業主寧願將單位放空等待重建收購。

對香港整體社會來說,房屋資源錯配除了造成浪費,也引發了不少地區性問題,例如地區性的失業及貧窮問題。若政客和官僚只着眼於以修修補補的方式去解決個別的社區問題,而忽略了這個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是沒有可能對市民的生活有任何的幫助。其實只要在政策制訂上,能夠突破以往那種凡事都由官僚利益出發的心態,這些一環扣一環的問題並不難慢慢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