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發展的語言陷阱

上周六,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表示,未聽聞中央會否決2012年雙普選。當然,李剛沒有聽聞的,不代表不會發生。
另一邊廂,親北京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卻率先放風聲,表示不遲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是最可行的,2012年則機會不大。真正的官方立場,既確認社會有過半數市民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又提出不遲於2017年落實,則有更大機會被所有市民接納。甚至乎在剛結束的立法會補選中,幾乎所有候選人都一致支持2012普選──當然在內容細節上,可以有差天共地的意義。
客觀事實是,不但2012年落實普選有共識;在04年之前,普選時間表的共識是07和08年分別落實雙普選。
不過仔細拆解官方的說法︰「不遲於2017年落實,則有更大機會被所有市民接納。」共識前提,竟然變成了「所有市民接納」的極高門檻。這個重大的偷換,又豈會是出於簡單的無心之失?
另一個概念偷換,是所謂的先易後難。落實雙普選,難和易,本來是主觀問題。不過,政制發展綠皮書中已經將立法會普選定性為難,普選行政長官,就叫做易。這個佈局的潛台詞,就是香港社會上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組別既得利益者,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議席;然而,難和易的界定,變相也合理化功能組別的繼續存在,比以往所謂的均衡參與論高明得多了;更重要是,這個說法將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的原因,由北京轉移到香港本身──也就是說,部份香港人自己抗拒全面普選,又或者放棄爭取落實普選,所以責任不在北京。
不過,今次的報告書,最可怕的假象,是叫人以為放棄2012年雙普選,2017年或許會有些得著。
可是,要是在年底,人大常委只概括地回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問題,香港人就只可以被動地選擇接受,又或者是繼續等待,直到局勢再出現轉機。
站在香港人的一方,整個討論的盲點,在於以為時間會自然帶來轉變──無論是北京的取態抑或香港既得利益者的立場。可是客觀地分析,只要沒有突破性的發展,2017年,甚至2022年,抗拒落實普選的,手上仍然有同一套理據去忤逆民意和常識。
表面看,泛民主派似是被夾在兩面不討好的窘境︰要是妥協,接受以2017或以後達致終極民主,則怕有朝一日北京或特區政府改變,後悔莫及;但是堅持原則爭取2012年雙普選,抗衡各種精心設計的拖延藉口,又怕被標籤成不理性和偏執。要突破這個兩難,泛民主派必須跳出由北京和特區政府訂下的框架,而且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泛民還有許多社會資本未被充份發揮,至於具體的方略,明天續談。

李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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