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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津貼的故事

明仔決定到台灣上班,明媽著他搬到台灣,租一個單位,方便上班,可是明爸卻不許小明搬到台灣住,並和明媽爭論起來:
爸:「不許!我不許他搬到台灣住!」
媽:「哼哼哼,那你即是不許明仔到台灣上班。他這份工可是得來不易呢!」
爸:「我可沒有說過不許他到台灣工作,我的意思是他不可以在台灣住。」
媽:「那和不許他到台灣工作有甚麼分別?」
爸:「有!班,照樣可以在台灣上,但要留在香港住,家裡又不是沒地方給他睡。」
媽:「荒謬!怎麼可能?你要他每天港台兩邊來回飛嗎?」
爸:「怎會?我會增加他的交通津貼,每天給他來回機票,那不就可以在台灣上班嗎?」
媽:「那明仔不就會浪費很多時間嗎?你有想過他也需要時間休息,要時間交朋友,呃,也許還要交個女朋友、拍拍拖。每天的交通時間會把他公餘活動的時間蒸發掉的。」
爸:「不!香港飛到台灣,機程只需一個多小時,與天水圍到市區的車程相若,而且明仔還可在機上用膳。你就當明仔每天都從天水圍出市區上班,不就成了嗎?」
媽:「……」
在台灣上班卻要留在香港住,絕對是個荒謬絕倫的故事,可是香港卻又正正上演同一故事。
昨天,勞工處表示,希望盡量放寬交通津貼的門檻和金額上限,以鼓勵低收入者到市區工作。用交通津貼去鼓勵住在偏遠地區的人去市區上班,就如故事中明爸以飛機票津貼明仔到台灣上班一樣,明顯是捉錯用神。
說過多次,交通津貼買不到時間。要鼓勵低收入人士到市區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勵他們搬到市區,讓他們節省交通所花的時間。當中省下的,更可以抽更多時間享受家庭生活。箇中道理,就如明仔到台灣上班,要搬到台灣住這麼簡單。
至於如何解決,自然是停建公屋,改為研究發行租金券,將款項直接資助有需要人士,讓他們自行選擇居所地點,省下寶貴的時間,也就比發甚麼交通津貼更有效「鼓勵低收入者到市區工作」。

公屋政策把低收入人士遷到偏遠地區,令他們難以出市區工作,沒有工作來投入社會、拓展社交圈子,種種社會問題也因此而產生。交通津貼僅僅是用來填補公屋政策出錯,但交通津貼買不到最寶貴的時間,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錯上加錯了。
有說政府正研究在屯門掃管笏附近興建公屋。該處位於屯門和荃灣之間,在屯門公路下方,是個偏僻之地。要是最終落實,把低收入人士遷到該區,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天水圍?實在令人憂慮。

高明輝

公屋彈性租金機制讓公共資源分配更合理

 公屋已經被香港提升到身份認同和價值的層面。毫無疑問,公屋曾經為不少香港人提供了一個機會。香港今時今日有不少出身公屋的成功人士,他們都將出身公屋作為個人成功的註腳。香港人對公屋有濃厚的感情,公屋的形象也在不少人的回憶中被美化了。事實上當年公屋的居住環境並非文人筆下那種浪漫情懷。若當年公屋居民負擔得起的話,有哪一個不想搬到私樓去呢?

經過大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公屋環境已大大改善,但是公屋不但失去了當年住屋「安全網」的功用,最諷刺是在制度及資源錯配之下,公屋不但是低收入人士的脫貧障礙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戰後的香港,苛刻的租務管制政策,加上尚在萌芽階段的經濟環境,不少初到香港的移民在尋找合適住屋時遇到極大困難,也衍生山邊木屋的大量出現。事實上有不少經濟學者早已指出,若當時政府能夠放寬租務管制,市場其實是有能力解決社會面對的住屋問題,也可以讓公共資源投放在其他更有需要的社會環節。

雖然租務管制一直要到近年才正式被廢除,不過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公屋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當時的香港人生活水平已大大提升,而且大型私人住宅項目也開始成氣候,政府本應退出興建公屋的干預,改以租金津貼作為房屋福利的主軸。

可是公屋牽涉的問題太過廣泛、影響到的既得利益者太多,結果政府反道而行,不但沒有減少對住宅供應的干預,反而推出居者有其屋,也讓房委會這尾大不掉的包袱苟延殘喘下來。公屋最基本的使命是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基本的房屋需要。八十年代之後房屋福利變成了「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政府有責任為公屋居民提供文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海景單位」等本末倒置的民粹訴求。

當然沒有人會希望見到香港到處都是露宿者,亦沒有人會希望見到滿山都是木屋。事實上香港已經沒有人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流離失所,若從這個方向去評論公屋政策,可以說已經完全履行了應有的責任,這一點上,實在要還公屋政策一個公道評價。

現在政府要重新考慮公屋的社會功用,而不是毫無目的地向民粹聲音低頭。政客和壓力團體可以不負責任地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可是現實是無論政府和市民都面對着資源分配的問題,當資源投放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同時也代表了醫療、教育和治安等環節可用資源的減少。問題是當市場可以更有效的機制去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等設施,政府以公帑與社會競爭不但多餘,更是浪費!

同樣道理,在公屋單位的分配上,也要理性地考慮改革的路向。長遠而言,以租金券的津貼來提供房屋福利,是最可取亦最有彈性的做法,也可以讓申領房屋津貼的市民因應就業及生活需要選擇居所。

政府最新的彈性租金機制無疑是一個中短期的折衷方案,絕對值得從速落實,讓負擔能力較高的公屋居民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負擔能力較低的市民則可以因此受惠更快上樓。

李兆富

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的《香港物業報告》,雖然香港中型住宅單位的落成量自九九年高峯期後已經漸漸縮減,到○五年落成量已經只得高峯期的一半,可是單位空置率並沒有減少。現時香港約有六萬三千多個空置單位,其中荃灣和油尖旺這兩個舊區的空置單位數目,已經佔了總數四分之一。

可是另一邊廂,昨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表示,根據統計處數字現約有四萬人居住於寮屋和天台臨時屋。同時間「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這些數據反映了香港的房屋出現了一種結構性的資源錯配。究竟是那一個環節的公共政策出現了反效果?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反效果有沒有對香港整體社會帶來其他問題?

過去數年官方對處理臨時房屋都已經採取比較積極的政策,相信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條件的臨屋居民,不少都應該申請了分配公屋,其餘的若不是因為不合上樓資格,就是因為各種原因而必須要獲得就近安置所願意遷出。

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居住於臨時房屋,也不願意提升居住環境,遷入這些空置的樓宇當中?香港臨時房屋問題一直未能完全解決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公共房屋政策的僵化,以及政府一貫的施政令到這些臨時房屋居民產生了過高的期望。

根據過往的爭取寮屋權益的活動,居民要求免入息及資產審查和就近安置。事實上,若政府不是以僵化地單以分配公屋單位的方法,來處理這些臨時房屋居民的安置問題,而是靈活地以租金券去吸引臨時房屋居民去在市區尋找合適的居所,透過向不同入息及資產水平的臨時房屋居民提供不同金額的津貼,相信絕對可以加快解決現在那四萬名臨時房屋居民跟前的問題。

以租金券鼓勵臨時房屋居民上樓的另一個政策效果,是讓不少舊區和空置單位重災區重新活起來。空置單位最多的荃灣和油尖旺的問題,是小型低價單位的租務市場要正面跟公屋競爭。事實上,這些單位難以租出,不少業主亦放心不下將單位租給低收入的租客,在這兩個因素的重叠影響之下,業主寧願將單位放空等待重建收購。

對香港整體社會來說,房屋資源錯配除了造成浪費,也引發了不少地區性問題,例如地區性的失業及貧窮問題。若政客和官僚只着眼於以修修補補的方式去解決個別的社區問題,而忽略了這個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是沒有可能對市民的生活有任何的幫助。其實只要在政策制訂上,能夠突破以往那種凡事都由官僚利益出發的心態,這些一環扣一環的問題並不難慢慢化解。